当代中国（基督徒）企业家需要突破的四大管理极限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整整30年了，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以平均9.8%的增长速度在持续高速增长，是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的3倍，确实堪称一个奇迹。目前中国经济在总量上已经与日本相差无几，如果中国经济还能保持在8%左右的增速，很可能在未来2-3年内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却看到中国企业界一些另类的现象，构成了别样的“中国特色”。比如早在“金融海啸”以前，中国就有不少的私营企业家主动卖掉企业，获取现金，转而投向资本市场和流通领域，专门去炒股票、炒房地产、出租物业，由过去的企业家转变成专业的“炒家”和“食利者”。再有，一些效益较好，规模较大的企业（也包括国有企业），则异常热衷于上市，渴望从资本市场上圈来大笔资金，而对信托责任却等闲视之，仿佛这些融到的资金与自己的钱没什么太大区别，自己可以任意支配，所以就出现了所谓“MBO”现象，就是一些原国企的高管通过企业上市，“借用”或挪用筹集到的资本买下原来的国有股份，从而使自己从原来国有企业的职业经理人转变成主要股东兼高管。还有一种现象也很典型，就是中国较大的民营与私营企业大都是家族公司，聘用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的比例很低，即使上市或国际化以后，也明显带有家族公司的特征，而且公司内部等级分化非常明显，与西方的上市公司或跨国公司相比，表现得非常突出。另外，靠回扣来招揽业务，靠做高成本来逃税，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几乎比比皆是，可算作中国企业的一道奇观。当对比中西企业家的消费与支出时，还会发现中国企业家用于个人和家族的消费。支出非常庞大，而对社会公益事业却漠不关心，实际奉献更是少得可怜。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中国企业家有某些致命的局限，不能简单地把这些典型现象归因于外部环境或制度因素。实际上，正因为这些局限，反而加剧了外部因素的作用。因此，不突破这些局限，中国的企业就很难有一个大幅度的跨越，中国的企业家也很难成为卓越的企业家，中国经济也将面临新的瓶颈。
那么，限制中国企业家的到底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是“人本主义”或“世俗主义”的“无形匣”！此匣看似无形，但却壁垒森严；好似无踪，但却根深蒂固，使企业家们在不知不觉中都成为了这无形匣中的囚徒。
从企业管理上来说，有四个最基本的问题，世俗对这四个问题的看法构成了这无形匣的四壁。我们先来谈一下这四个基本问题，再谈世俗的答案。
- 产权问题
产权也就是企业的所有制，是企业管理中非常关键和基本的问题。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来说，如果一个企业没有明细的产权划分就很难说是一个现代企业。我们对这一点并不陌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有一大半时间是在讨论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姓社还是姓资”的大讨论，所谓“股份制”也变得家喻户晓。产权界定不清或不能落实会导致低效率、大锅饭，这是我们还记忆犹新的，所以界定与规范产权可以说是创办一个企业或企业注册时的首要问题。
- 动机问题
即经营的根本动机、动力和经营好坏的最终评价标准问题。它是指影响企业家决策的最根本的动力与原因。
- 分配问题
即利润的使用或分配问题：是进私人腰包？还是公司福利？还是国家税收？还是企业再发展？还是社会公益与慈善？等等，这些都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和未来。利润分配不公与不当，如一刀切、大锅饭；或过分悬殊，都会导致低效率和低效益。从先后关系上来说，“分配问题”取决于“产权问题”，但二者都是企业管理的根本问题。
- 用人问题
即选才的标准问题。它关系到团队建设、公平、企业文化和授权机制等等，如果一个企业的授权机制不合理，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遇到瓶颈。
以上这四个问题是企业管理的四大根基性问题，或称为企业的“根本制度”，这四个问题解决得好，企业就有了成长的根基和发展的后劲；否则就会后劲不足。对这四个问题的看法与处理，反映出企业家深层次的境界与价值取向。
遗憾的是，现代管理学、MBA、形形色色的培训与名人演讲已经对这四个问题给出近乎公理式的“标准答案”，即被想当然地认为“绝对正确”的答案。如果谁提出不同意见，他就会被认为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是不可理喻的，是白痴。这四个公理式答案是什么呢？
1．对于产权问题，答案是“私有最大化”及“占有权绝对化”，即股份私有化程度越高越好；个人对所拥有的财产的占有权与处置权越绝对越好。
2．对于经营动机问题，答案是“利润最大化”，即赚钱越多越好。
3．对于利润分配问题，答案是“私人占有最大化”，即个人占有利润越多越绝对越好。
4．对于用人问题，答案是“可靠最大化”，即越听话越好。
这四个“标准答案”如同四面森严的壁垒将企业家囚锁在那“无形匣”中。虽说企业家是最具创新意识、最敢承担风险和面对挑战的一群人，但是既已在不知不觉中无条件地接受了这四大公理，就在一定意义上与“囚徒”没有什么两样了。其后果已经日渐明显，它们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遏制力量，严重地限制着中国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就此我们可以分别谈一下。
首先，在产权方面最大限度、最大程度地占有股份，即“私有最大化与绝对化”的观念已经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如下恶果：
1．乾刚独断：由于追求和保持个人对股份的占有最大化与绝对化，中国的企业家都希望最大限度和最大程度地保持在企业资产所有权上的优势，从而保障自己拥有企业的经营权、决策权与分配权。这就导致了中国企业常常在所有权与经营权上“两权不分”、“两权难分”的现象。即使分权，也有很多掣肘。这种思想意识也会塑造职业经理人的观念，他们最终也希望自己成为大股东，这就是中国所谓“MBO”现象产生的根源。从而进一步挤压了本来就并不发达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使中国民营与私营企业的授权变得艰难，因为一旦放手给别人，就很容易面临资本的流失或上当受骗的情况。所以常常是企业创办人就是大股东，同时也是总经理，而且权利高度集中，实在是“大权独揽，乾刚独断”。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今中国职业经理人或CEO这么难找的原因。
2．家族独享： “私有最大化” 自然会促进中国企业的家族化，因为只有家族成员充当高管才可以相对缓解私人占有和企业用人之间的矛盾，从而保障公司资产不致流失。笔者以前在新加坡就曾在这样的企业工作过，亲眼目睹了家族独享给企业发展带来的诸多弊端。
3. 等级分明：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和长期受中国传统儒家现世功利主义的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等级观念依然很强，等级差别依然明显，甚至有所加剧，这在南方私人企业中尤为突出，私企老板与打工仔、打工妹之间的等级差别是不言自明的。美国人所信奉的 “人被造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ly）”的观念，以及企业老板与雇员之间是契约关系，工作之外的相处是完全平等的，等等观念，在中国的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中是很少有的。国内企业的上下级关系倒更像是“主从关系”，甚或“主仆关系”。当人权不被尊重，雇佣关系就会促进两级分化，企业规模越大，这种两级分化就越明显，越难以逾越，以致于上下级间日常沟通都变得很难，公司老板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员工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现象实为西方所罕见。
4. “志大”“才疏”：其实中国许多企业家都是超一流的，因为他们一直在极不规范甚至恶劣的环境里拼搏，结果是他们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还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所以，中国的企业家从个人能力上讲，堪与任何其他国家的同侪比肩。但那为什么还要说 “志大”“才疏”呢？是因为他们对私有观念和财富积聚没有正确的观念，赚钱是他们扩大生产的唯一目的，反之亦然。许多企业家都“志向远大”，以至于让国外的同行望而生畏，不少新加坡和香港的企业家到中国做生意，都被中国年轻企业家的勃勃雄心所震慑。其原因是“私有最大化”几乎使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对财富的占有欲达到一种没有节制的状态，再加上大国心态、广阔的市场、难得的机遇、以及深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系统思维训练，使得中国企业家擅长勾画企业发展的宏伟蓝图。而国外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他们接受的是专业技术训练，习惯于分析思维，所以常专注于自己的专业和行业，专业化程度非常高。所以国外企业家很难理解中国企业家野心勃勃的心态。然而，企业家的宏伟蓝图之下却是私人占有的狭隘动机，因此企业主不得不大权独揽，企业无法形成合理的用人机制，致使企业家的鹜极八荒的大志与在人才上捉襟见肘的短缺形成强烈反差。当企业迅速膨胀到一定地步时，就一定会出现超出管理者个人能力极限的情况，“才疏”就不可避免了。国内某些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为什么会频频出现决策“昏招”，企业家英年早逝，原因正在于此。
5．天功己有：对于一些效益较好、规模较大的企业，其所有者很自然地会将之归功于个人魅力与个人奋斗的结果。即使有些慈善之举，也常常出头露脸，大肆宣传，捐赠款项常常冠以个人或企业名称，将慈善行为变成广告之举，强调个人功德，踌躇满志，殊不知自己正贪天之功以为己有。
以上种种弊端已经表明在产权问题上“私人占有最大化与绝对化”这一“标准答案”的致命局限。那么如何突破这一局限呢？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让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Dr. Stanley Tam, 美国塑料公司（United States Plastic Corp.）等数家公司的创办人，是一位相当成功的企业家，今年已经93岁了，但依然很健康，还能经常到各地去分享他的奇妙见证与成功的经验。像常人一样，Stanley年轻时也非常渴望成功，虽已信主，但也追求财富，他不停地创业，不停地失败，他曾是美国最早尝试从照片的显影液中提取银子的人，生意开始看似很好，但不久Stanley再一次面临倾家荡产的局面，在他就要放弃的时候，上帝感动他，让他信靠上帝，不要放弃。从此他转向上帝，不再个人奋斗，立志过一个信仰与事业相一致的生活，为此他做了一件奇事，可视为企业管理上的一个壮举，产权制度上的一个巨大的创新：他注册了一个股权结构非常奇特的公司——51%的股权所有者是上帝，他自己只拥有49%，并严格按照这一比例分红，从此他的事业一发而不可收，几十年来，创造了每年都盈利的惊人记录。1955年，Stanley再一次深深地经历神，神让他将生意全部交托给神，专心做拯救灵魂的工作，因为这是最有永恒价值的事。Stanley经过疑惑与挣扎之后，最终将100%的股份全部转到神的名下，自己完完全全地成为神的雇员。从此，他的事业进一步蒙福，规模迅速扩大，目前他的主要厂区就在美国俄亥俄州Lima市75号国道上，厂房迎面的墙壁上写着巨幅标语“基督就是答案”，这也恰恰道出了他企业如此成功的答案。
由于上帝是财产的所有者，Stanley只是上帝的管家，所以企业的利润100%用于圣工，目前Stanley每年奉献的金钱达三四百万美元，几十年来他和妻子奉献的总金额高达1亿2千万美元。
因为是神的管家，尽管物质富足，Stanley却过着节俭的清教徒式的生活，夫妻曾长期住在房车里。他行事也很低调，从不抢夺神的荣耀，但却大胆分享神的福音。几十年来，Stanley平均每天带领3个人归主，迄今已经带领25000人信主。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当我对失丧灵魂的负担增长时，我的生意也增长。”因此，虽然经营着大小五个企业，Stanley却投入大量的时间在世界各地为主作见证，直至今日。而他的企业却一直蒙福，常年没有亏损，是名副其实的“恩典企业”。Stanley将自己的奇妙见证写成几本书，其中最有名的是“上帝拥有我的产业”（God owns my business）。几十年来，一直畅销不衰。
这个案例对绝大多数中国的企业家来说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原因何在？就在于人本主义这个“无形匣”。
当我们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以及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起源与确立时，我们会发现它们都与基督教信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现代企业中的职业经理人与“CEO”制度就产生于一千年前中世纪的教会，一批有信仰且有经营才干的基督徒由教会聘请和委托，代表教会管理教会财产。由此又发展出有限责任制度。再如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的股份制就是源于深受宗教改革影响的荷兰，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更是直接肇端于新教改革，支撑市场经济的守法观念、敬业精神和诚信态度等都与基督教信仰息息相关。
基督徒相信人类和整个宇宙源于一位创造者，祂在这个被造的世界之外，是一位超越者，同时还介入与维护着这个世界，最终还要审判这个世界；而唯物论和绝大部分人本主义认为宇宙是个封闭自足的系统，其外没有超越者，人就是可知宇宙中顶级的存在，人类无须向一位超越者负责，死后回归物质界，也不存在什么盼望与审判。因此，基督教信仰所孕育的诸如“管家”、“天职”、“敬业”、“呼召”、“谦卑”、“平等”等观念就不可能产生于唯物论和人本主义盛行的环境中，即使有类似的概念，其含义也大相径庭，这种根植于信仰的文化差异会在生命的底层塑造着东西方的企业家。
那么让我们再回过头来，思考一下如何能从以上的案例与分析中找到突破“产权私人占有最大化和绝对化”局限的武器来，从而把中国的企业家带出“囚笼”，使其如鹰展翅，飞得更高。
突破这一束缚的有利武器莫过于《圣经》中的“管家信念”及其背后的属灵实际。《圣经》启示给我们如下的真理：
- 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因此也是万有的所有者（诗146:6；伯41:11）。
- 人是上帝在世上的代表和管家（创1:26）。
- 所以，人要忠心良善、兢兢业业地经营管理好上帝所托付给的产业（林前4:2；太25:21）。
- 人既不是产业的最终所有者，也不是产业利润的最终所有者（太25:14-30）。
- 人应尽力有效地使用上帝的产业，使其增值，以获得上帝的祝福和在天国里的奖赏（太25:23）。
由此可见，《圣经》的管家理念与“私人占有最大化与绝对化” 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产权家族化”的观念正好相反，它可以使企业家从狭隘的、以攫取和占有物质财富为目的的自私观念和行为中解放出来，为着更加超越的目标和使命而活。难怪西方有许多一流的人才安心于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与地位，恪守信托责任，尽职尽责，为国企、私企、上市公司等各种类型的企业创造财富。企业所有者也长于授权，乐于捐输，生前死后也常把财产捐献给慈善机构。从洛克菲勒到比尔·盖茨，从安德鲁·卡内基到股神巴菲特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总括一下，《圣经》的管家理念可以在两大方面使中国的企业家冲破产权问题的世俗局限，迈向更加卓越的境界。
第一，它是所有制创新的源泉。当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产权最终的私有化及私人占有的绝对化为动力和归宿时，导致了前文所谈的种种问题和致命局限。“管家信念”却让我们从更加超越的角度再次思考“产权私有化”和“私有绝对化”的合理性。当我们把公司的部分或全部产权交托给那位宇宙的创造者和维护者上帝时，或是将公司收益按照一个固定和法定的比例用于上帝所喜悦的用途时——无论是带人归主还是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等，企业就可能会经历这位超越的上帝的介入而蒙福，成为无为而无不为的“恩典企业”。这是在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上的一个全新概念，一个质的跨越。当基督徒相信这个世界以外有一位真神，祂不仅创造了这个世界，而且还关注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时，基督徒的企业家首先应该相信“恩典企业”是完全可能的，并应该成为这样的企业的大胆实践者。另一方面，且不说从《圣经》记载中我们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的先人曾在产业上蒙神赐福的例子，如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等，就是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也有比比皆是的实例可资借鉴，笔者曾在今日的韩国、美国、乃至中国亲自见过不少蒙神祝福的企业与企业家；历史上，特别是宗教改革以后，曾兴起无数的信仰坚定的基督徒企业家，他们在创业中持守信仰，活出信仰，成为蒙神赐福的企业家。
第二，它是“责”“权”“利”平衡的根基。责、权、利三者间的关系是企业管理的一个基本关系，在实践中有着重大的意义。拿捏得好，企业受益；一旦失衡，企业就会“生病”。《圣经》的管家理念告诉我们：首先，企业家应是上帝产业的管家，其责任是非常荣耀与神圣的；同时又是非常严肃而不可轻忽的，必须忠心，必须敬业，必须恪尽职守对神负责。在维护上帝托付的产业并使之升值方面，应当仁不让，责无旁贷。因此一个基督徒的企业家不能随便为讨好一些人就慷上帝产业之慨而轻易分割产权；也不能挥霍浪费，盗用上帝的资产或利润；更不能玩忽职守，使上帝的产业贬值或亏损，成为上帝产业的败家子。其次，作为上帝的管家，他会享有来自上帝的极大的授权，正如在起初上帝对人类的授权，将万有都赐予了人类（创1:26），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企业家应有广阔的空间去发挥它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在各自的领域里积极进取，追求卓越，永不止息；而不应固陋保守，抱残守缺，无所作为。但是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基督徒的企业家不能违背神所设定的一些基本原则，绝对不能“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因此，一个企业如想成为蒙神祝福的“恩典企业”，就必须首先成为一个遵行神的原则的“圣则企业”。最后，如果你是合神心意的好管家，神绝对不会亏待你，这一点不仅从起初在伊甸园里上帝对亚当的恩待中反映出来（如创2:16-18等），也从“马太福音”25:21和23节明确地启示出来，上帝给祂忠心的管家以极大的奖赏，并让他分享神的荣耀与喜乐，还可以得享神在永恒之中赏给他的不朽坏的产业。
至此，可以看到世俗化给企业家所带来的那无形而巨大的束缚，但同时也看到了《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的大能”。靠着“管家信念”这一真理，基督徒的企业家可以有能力挣脱由“产权私有及其将之绝对化”的观念所造成的捆绑，通过产权制度上的大胆创新，突破这一极限，迈向卓越。
以“恩召”之真理，
破“赢利至上”和“市场至尊” 之迷信
在本系列的第一篇分享中，我们用《圣经》启示的“管家真理”破除了“私有至上”的迷信，接下来我们要破除来自经营动机的捆绑，那就是企业以“赢利至上”的俗见，及其连带的“市场至尊”的迷信。如今，几乎所有人都被这样的观念所“套牢”，对之不加思索，照单全收，奉为圭臬，乃至“顶礼膜拜”。本篇就要破这个“邪”，让偶像现身，再来个“大扫除”，给大家彻底“解套”，有道是“真理必让人得自由”。
一、幼年夭折！
“基业长青”常是人们对企业的盼望与祝福，但是，有资料表明，中国企业目前的平均寿命不到3岁，而且有逐渐“短寿”的变化趋势：2000年为6年；2004年缩短到3.5年；2006年又减到2.9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定然不会使企业“延年益寿”，相反很可能会“雪上加霜”。相比之下，日本企业的平均寿命为30年；欧美企业或因统计口径的不同，平均寿命在12到40年不等，但都远大于中国企业。中国每年倒闭的企业总数超过100万，是美国的10倍。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须知在中国注册一家企业如同生孩子一样是件大事，既要有所投入，又要承担风险，还要走很多程序，通常要考虑再三才能下决心；而在像美国这样高度市场化的国家里，注册一家公司如请客吃饭一样，是件很平常的事，一两个小时就能搞定。那么，为什么“慎而又慎”却常常导致“幼年夭折”；而看似随意反而带出更强的生命力呢？看了以下两个实例，原因就明朗了。
二．理所当然？
我有一位基督徒的朋友，相当有才干，修过神学，信仰根基较好，颇有讲道恩赐，参与事工也很委身，曾一度近乎全职服事，也曾为主受过苦，担过风险，还被按立为长老。但是他在商场上的作为却着实值得反思。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他先在大城市里炒房地产；金融危机后，马上放弃炒房生意，参与创办一间颇具规模的加工企业；很快觉得实业不如商业来钱容易，所以，旋即又离乡背井做起炒煤的生意。而当谈到一生真正的负担时，这位弟兄的答案却是教育！
我还有一位未信主的好友，也很有天赋，为人也很好，清华大学毕业，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化学工程方面的科研工作。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美国影响，生化专业在中国非常热门，吸引了许多各地高考的“尖子”和“状元”。我的朋友也“不失时机”地转入这一科研领域，并于90年代中期获得到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科研与深造的机会。不幸的是，很快美国的生化行业就陷入了低谷，生化方面的科研经费紧缩，生化专业的毕业生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可是与此同时，美国的计算机行业却持续走红，硅谷神话吸进了大批人才投考计算机及其与之相关的专业，一时间转行学习计算机成为“时尚”。我的好友再一次“不失时机”地转行，在波士顿一间学府修读计算机硕士专业。可是在他快要毕业的时候，却赶上了2000年的纳斯达克崩盘，美国高科技泡沫破灭，眼看到手的高薪工作像是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在以上两个实例中，一位是企业家，一位是专业人士；一位是基督徒，一位是非基督徒，但他们的职场实践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那就是以利润/收入为导向和动力，完全屈从于市场狂潮，可谓唯二者马首是瞻。
对此，你是认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呢？还是认为值得反思，应该超越呢？
三、贻害深远
造成中国企业的“短寿”和以上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对“赢利至上”和“市场至尊”观念的全盘接受、全面认同是更为深层、更为根本的原因。实际上，这种接受的后果与危害远不仅此，故而，我们不得不择其要而述之。
首先是“不求精专”。参加过高考的人都知道，对一门功课“临阵磨枪”，如果把成绩从70分提高到80分，并非很难；如果再从80分提高到90分，则并非易事；从90分开始每提高一分，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可以称之为“增分困难（几何级数）递增律”。也正因为如此，越到后来，每提高一分，你的竞争优势就增加越多，通常到了95分以上，可以比肩的只有寥寥数人，相对于85分以上的“芸芸众生”而言，可谓“如入无人之境”，内心也似有“稳如泰山”之感。
企业在当今市场中的生存与发展也有类似的情况，若想获得稳定和较高的效益，就须提供高度专业化的产品与服务，否则只能做效益极低的、消耗大量资源和人力的初级加工。而专业化的进一步提升如提高考分一样需要投入资金与时间，也需承担一定的风险，这就通常会与“赢利至上”相矛盾，因为“赢利至上”与“唯利是图”仅一步之遥；而“从长计议”则常被视为迂阔和“不切实际”。所以中国的私营企业更注重短线利益，而无长久眼光，更无“十年磨一剑”开发一个精品、打造一个品牌的毅力与耐性，结果是很快就进入所谓“多元化经营”，几十年来也拿不出几个像样的国际级品牌。更有甚者，刚一出场就匆匆落幕，有“三九集团”为鉴。
第二是“投机经营”。“赢利至上”催生着各种各样的商业投机，可以说是“投机经营”之母。还记得90年代初全民变“倒爷”的那一幕吗！从高中生到大学教授；从退休老红军到下岗工人，每个人忽然间都成了“钢铁大王”、“水泥大王”、“化肥大王”了，结果不仅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更严重的是刺激了人们的贪婪，一时间，不务正业、说谎、吹嘘、猜忌、坑骗、乃至残害大行其道，人们的心灵像是浸泡在粪尿中。笔者当时也曾深陷其中，其间结识的一位一表人才的年轻人，不久竟突然跳楼自杀，幕后的情形则无法知晓，唯其英俊面庞至今记忆犹新。
时至今日，这种投机变得更上档次，许多企业家变卖产业，联手形成“炒房团”、“炒地团”、“炒煤团”、“炒股团”、“炒车团”等等，如蝗虫一样在各地炒作稀缺商品，其利弊得失不言自明。即使单从经济上讲，也是一个大的“零和效应”。
第三是“恶性竞争”。因为信奉“赢利至上”，所以就会绞尽脑汁压低成本、提高价格、扩大规模、抢占市场、加速资本周转。这些本无可厚非，但是过分了就会适得其反，我们所熟知的“原料大战”、“价格大战”、“广告大战”、“融资大战”等等即是写照，其结果是把精力都用在低水平的竞争上，使外资渔翁得利。
第四是“资本运作”。据考：在金融业高度发达的美国，并没有“资本运作”这一字眼儿；而在金融业刚刚起步的中国，“资本运作”却满天飞，不仅金融行业的人在谈，而且各式各样的企业家也在谈，甚至连一般百姓也在谈。这岂非咄咄怪事！原因何在？在于借着银行或别人的钱来赚钱会赚得更快、更多、更容易。于是乎金融业身价倍增，大学生以能跻身金融界为荣，而那些“资本运作”的高手成为“超级英雄”，致使企业家不务正业，专家想入非非，大家自惭形秽。这种虚浮与虚荣的危害实在是难以估量的。
第五是“邪门歪道”。这是“赢利至上”所带来的最为严重的危害，遗憾的是，我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了。早在80年代中后期，走私、卖淫就已经不是秘密了；进入90年代后，又出现了有组织的贩毒、拐卖人口、贩卖枪支，以及假酒、假药、假烟等弄虚作假和更严重的行贿受贿等现象；之前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上海楼房倒塌事件、以及汶川地震所暴露出的校舍黑心工程等等，更是举世震惊。
危害既已显明，而且如此严重和深远，那么出路何在？如何超越呢？
四、它山之石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让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实例，也许就会“柳暗花明”，茅塞顿开了。
今天“吉百利”牌巧克力在世界上仍是一个著名品牌，在中国的知名度也很高。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品牌已经享有超过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它始于一个很小的家庭公司，如今却是拥有近5万名雇员、在60多个国家都有分公司的全球最大的糖果公司，跻身于世界500强。有趣的是：公司自1824年创办至今，一直以巧克力为其核心产品，款式之多数以千计，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奶油巧克力、果仁巧克力、香草巧克力、什锦巧克力以及纯巧克力等都是吉百利首创的。目前，公司仅在英国的年营业额就超过10亿英镑，利润超过1亿英镑。
吉百利的成功是与领导其走过60多年历程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企业家、慈善家乔治.吉百利（George Cadbury，1839-1922）的信仰分不开的。George从小在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中长大，信奉清教徒的工作伦理：相信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上帝对自己的呼召，也是事奉神、荣耀神的途径，因此工作勤奋，专注坚毅，生活节俭，善待员工，热心慈善。他最喜欢的格言是：“无论你决定做什么，你都要竭尽全力去做”。
George一生做过很多公益事业，其中最著名的是波恩维尔（Bournville）工人新村的建设。为改善员工的居住环境，乔治在伯明翰西南郊分几次买下了大片土地，用超前的设计理念为员工提供一个健康优雅的居住环境，同时也把工厂迁了过来，使Bournville变成一个新型社区，成为 “花园城市”的先驱与典范，以至于100多年后的今天，竟还是英国一个颇具特色的旅游观光景地，激发着建筑师的创作灵感。
五、恩召真理
George Cadbury 一生之所以能够60多年如一日地专注于一个行业，锐意进取，不断创新，成就卓越，很大程度是因为基督徒信仰中的 “恩召真理”。那么什么是“恩召”呢？
当我们查考«圣经»，会碰到诸如“默示”、“异象”、“恩召”、“差（派/遣）”、“命令”、“命定”、“（职）分”、“拣选”、“选立”、“（蒙）召”等词语，它们随含义有所不同，但都反映着一个共同的本质，那就是上帝对人既定的计划、命令、指派、托付与赐福。一个明确领受上帝托付的基督徒就是一个有真正“使命”的人。中国人对此其实并不陌生，只不过称之为“知天命”。这样的人是轻易不为时间和环境所左右的，更不会唯金钱与市场之马首是瞻。秉持“恩召真理”的人在职场中会：
- 坚信上帝至高无上的主权和对万有的奇妙掌管；至于世俗的君王、市场与金钱等皆掌握在上帝手中。
- 现今所从事的职业与工作皆有神的旨意，包含着神的计划、托付与祝福。
- 人应对上帝（而非对其它）负责，全力以赴，坚韧不拔，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诚信待人，以求卓越，并领受上帝的赐福。
- 人应通过自己努力工作的成果去荣耀神，讨神喜悦，同时也享受神的祝福。
- 人应乐于奉献与公益，怀感恩的心分享自己的钱财，帮助穷人与弱者，来荣神益人。
这就是500年前欧洲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的“工作伦理”，包含着创业观、敬业观、事业观、奉献观等非常积极的精神，在英国的清教徒中反映得最为明显，因此也叫“清教徒的工作伦理”。它把工作视为超越和全能的上帝对你我在现世今生当中的命令与托付，因此，是神圣不可违背的，也是超越世俗利诱的，更是有持久生命力和充满奇妙恩典的。将其称为“天职观”是再恰当不过了！
六、真理大能
一个享有“恩召真理”和“天职观”的人，就会告别投机取巧、唯利是图、朝三暮四、弄虚作假、不择手段和邪门歪道；在“暴利”与市场面前也可以挺直腰板，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不仅如此，“恩召真理”还将对中国当前商界与职场带来一些巨大的、积极性的影响。
首先，它将成为企业“精益求精”的力量源泉。对神负责，并相信神的祝福，使企业家再也不“闻风而动”，“随波逐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了，企业可以专注于本行业，精益求精，花时间与精力打造优质品牌，不断追求创新，迈向卓越。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企业“短寿”的现象也将根本改观。
第二，它将成为效率、质量与责任的根本保证。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用于监督的成本将大大提高，而且利弊相抵，收效递减。但是对于一个享有“恩召”和“天职观”的员工团队，尽职尽责就会成为一种完全自觉的行为。难怪有报导说，瑞士有最精密的手表制造企业竟找不到一个质检员，因为上帝是他们的“总监”。“为上帝而工作”和“对上帝负责”的观念会使他们恪忠职守，一丝不苟。其果效远非人对人的“管理”与监督（诸如打卡、赏罚等）可比。
第三，它是使人各得其所、安分守己的根源。好高骛远，这山望着那山高，是现在大学毕业生、职场人士以及企业家的典型心态，故从业不精、守业不定、内心不安、多吃多占、互相争竞，甚至落井下石，在中国企业里是常有的现象。如果坚信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神所安排的，则我们就会在各自岗位上“安分守己”，形成一个相互配合、取长补短的团队；企业就会因更加和谐有序而蒙福；市场也会由原来人为的“波涛汹涌、凶险莫测”趋于“风平浪静、和谐宜人”，这岂不是孔子理想中的“男有分、女有归”的大同世界了吗？
至此，我们已经用«圣经»启示的“恩召”真理破除了“赢利至上”与“市场至尊”的偶像，基督徒的企业家应靠着上帝对人的呼召、恩典和对万有掌管的属灵真实，彻底改变经营动机，从“赢利驱动”转为“献身使命”，从“市场崇拜”转为“顺服恩召”，从而全力以赴，精益求精，迈向卓越！
以“分享”之真理，
破“独享” 之俗见
本篇要用《圣经》启示的分享的真理给大家破除第三个捆绑，那就是在财富或利润的分配面前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想“私吞”、“多占”、“独享”的私欲的捆绑。与经济过程的三次分配相对应，它一般表现为在经营中的贪得无厌、贪赃枉法；在纳税上的偷税漏税、行贿受贿；以及在捐献上的一毛不拔（或长于作秀），而私人消费却骄奢淫逸、挥金如土。下面我们就用真理之光来为大家辨证施治。
一、天壤之别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经济发展之快是有目共睹的。200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可能突破或接近5万亿美元，略微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虽尚有差距，但已是望其项背了。
但是一国经济健康与否，不仅要看其总量和增长，更要看其过程与结构。一个经济系统的运行从分配角度讲，实际上是对财富进行了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通过人们合法的创业、经营、工作来完成；第二次分配主要通过政府的税收来强制进行；第三次分配是通过个人和团体的自愿捐赠来实现。三者中第三次分配最能反映一个经济体及其成员在分配上的特质，因此也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当对中美两国经济的第三次分配进行比较时，我们会发现其差距形同天壤，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以正常年份2007年为例，中国全年境内慈善捐款总量为30.5亿美元，人均仅2.35美元；而美国同期慈善捐款总额为3064亿美元，人均年捐款达1024美元，是中国的436倍。但同期美中两国人均GDP的差距为18：1，不足以解释这436倍差异。实际上，如排除企业等组织类捐款，2007年美中之间纯个人捐款的差异可扩大到2200倍。
不仅如此，美国人的捐款还表现为：
1）大众性：即富人与平民都乐捐。据美国施惠基金（Giving USA Foundation）的报导，75%的美国人都经常为慈善事业捐款，平均每个家庭年均捐款超过1000美元；年收入不足10万美金的平民家庭，其中有65%也捐款。在总量庞大的捐款中，个人捐款一般都要占到四分之三左右。相形之下，中国的慈善捐款绝大部分来自于海外和企业，2005年中国慈善捐款竟有80%来自海外，个人捐款仅占15%左右；而捐款的企业只占企业总数的1%，是一幅极不平衡的图画。
2）惯常性：美国人的乐捐是由来已久的，从洛克菲勒到巴菲特，乐捐已成为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传统。突发事件只能刺激美国人的捐助，但不会导致大起大落， 这就是为什么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美国的慈善捐款还略有增长，再创历史新高，达3076.5亿美元。而相比之下，中国在2008年因冰雪灾害与地震捐款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达157亿美元，但绝大部分属于一次性赈灾捐款，2009年上半年捐款大幅度回落，仅为19亿美元（其中尚有6亿美元属境外捐款），尚不及2007年的一半。
3）整体的自发性：美国的慈善捐款很少是通过政府的大力宣传鼓动和行政介入、乃至摊派而完成的，更多的是透过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而进行的，其中教会就是一种最常见的具有这种功能的组织。在美国，教会的慈善捐款一般要占到捐款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立法与执法来鼓励捐款并监督捐款的使用。
4）个体的自觉性：美国人的捐款表现出更大的自觉性和自愿性，它既不同于被迫或勉强下的认捐；也不同于那种作秀式的表演，而是相当单纯的个人行为，是名副其实的乐捐。
5）国际性：美国人的捐款并不一定都是为了本国的利益，可以说世界上哪里有贫困或灾变，哪里就有美国人的捐款。2004年美国通过各渠道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与捐款竟高达990亿美元。此外，美国许多大的科研与公益性基金，如福特基金和洛克菲勒基金等，旨在提高全人类福祉，其国际意义更是显而易见，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科研人才至今都受惠于这些基金。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造成这种天壤之别的原因何在？
国人给出的答案不外乎是：
1）平均收入低，只能先求温饱；
2）税制不完善，抑制了捐款；
3）捐款使用不透明，监督机制不完善，丑闻不断，令人寒心；
4）捐款渠道单一，管得过死；
5）富人财产来历多有见不得光的地方，不敢显富；
6）文化环境不良，等……
这些归因虽不能算错，但都还只看到冰山在海面以上的部分，对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并未触及。而这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基督教的信仰。
二、分享之道
众所周知，美国是以基督教新教立国的国家。新教，特别是清教精神，塑造了美国文化和民族性格。虽然当今美国深受世俗化的影响，但大多数人仍信仰基督教。美国人的乐捐实际上反映了基督教信仰中关于人生的一个重要真理——分享之道。
根据《圣经》的启示，人的本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是按照神的形象与样式被造的，享有理智、自由及巨大的创造力，所以极其尊贵，地位与能力远在其他生物之上，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或 “管家”；另一方面，他又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和分享神祝福的“管道”。所以人既要积极进取，追求卓越；又要谦卑顺服，乐善好施，这样就会享受神更多的祝福与恩典。耶稣形象地道出了人生这一分享的真谛：“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路 6:38）”。在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千多人的神迹中，耶稣也让人们真实地经历了这一真理。
《圣经》启示的分享之道告诉世人：
1）神——宇宙万有的创造者，才是一切祝福与恩典的源头；
2）人的努力只是成功或蒙福的条件之一，并非决定因素；
3）人是神向世间分享祂的慈爱与祝福的管道；
4）人应怀感恩的心分享神的祝福以合神心意，讨神喜悦；
5）人在分享神的祝福时进一步享受神的祝福；
6）一个只知领受不知分享神祝福的人最终将失去神的祝福。
由上可知，《圣经》中的分享之道与一般意义上的“乐善好施”有着根本的不同， 它包含着一种和谐的神人关系，其中神的主权与旨意是第一位的。因此，当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徒20：35）”时，不仅含有道德方面的意义，更有属灵层次上的意义，它意味着“合神心意”与“蒙神祝福”。这与人本主义的诸如“爱人者，人恒爱之”、 “泽被后世” 、“名垂青史”，以及“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礼尚往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等都有本质区别。
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分享的人生，一个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文明会在方方面面体现着分享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形成了美国人的乐捐传统，也抚育了一批又一批以捐输为美的伟大企业家。钢铁大王卡耐基就是其中的一位。
三、大家风范
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生在苏格兰一个贫寒家庭，父亲虽是位编织工，但诚实敬虔，他每晚下跪的祷告给小安德鲁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安德鲁12岁那一年，由于蒸汽机的应用，父亲失业了。怀着对新大陆的憧憬，他们举家移民美国。安德鲁从每周只有1.2美元微薄收入的工作做起，靠着自己勤奋好学和全力以赴的工作精神，到1868年33岁的时候，他已是一位年收入超过5万美元的富翁了。当时他有意退出商界，去追求比赚钱更高尚的目标，因为他认为追逐大量财富“是最坏的偶像崇拜之一”。但是到安德鲁真正全心从事慈善事业却经过了又一个33年。其间，他为一个新兴的产业所吸引，那就是钢材制造业。为此，安德鲁再次全力以赴，并高薪聘请一流人才，到1900年，卡耐基钢材有限责任公司已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钢材生产企业，产量超过当时英国全国的产量，这使卡耐基成为名副其实的“钢铁大王”。
就在安德鲁商业生涯处于峰巅的时候，他决定不再追求更多的财富，而倾心于那更高的理想——慈善事业。1901年，安德鲁以4.8亿美元（约合现在的130亿）的高价卖掉了他的企业，自己分得2.25亿美元（约合现在的60亿），成为当时世界首富。按照自己先前设定的计划，安德鲁将自己的财产重点资助7个领域的公益事业：图书馆、大学、医院、公园、教堂建筑、音乐厅和游泳馆。他一生共捐出3.5亿美元，修建了2811座免费图书馆，捐赠了7689架管风琴，兴建或资助了数十间大学（图为美国现今著名大学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1905由卡耐基出资兴建）、博物馆、音乐厅等，创办了20家基金会和机构，它们至今仍从事慈善事业，支持着许多科教项目，其影响已远超过“卡耐基钢材公司”。在1919年临终前，卡耐基又将剩下的3千万美元悉数捐出，实践了他“死于富有是耻辱的”的名言。
也许有人会说卡耐基未必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敬虔基督徒，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深受基督教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影响。在他的名作《财富福音》中，安德鲁主张富人应是财物的管家，对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特别是帮助穷人改变他们的处境，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并认为这“只是在回应耶稣基督的教导”。他将爱财看作是偶像崇拜也正是《圣经》的教训（弗5:5）。他坚决反对将财富传给家人，认为这无异于给子孙“留下一条祸根”及“以死于富有为耻”，实际上是回应了耶稣的“富人进天国难于骆驼过针眼”的训诫（太19:24）。而让卡耐基从小铭记且终生受益的是耶稣讲的“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 （路16:10）这句话。
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卡耐基不仅被视为美国慈善事业之父，而且是他们积极效法的英雄，他激励着美国一代又一代大大小小的企业家以乐捐为美。无怪乎巴菲特在把370亿美元捐给比尔·盖茨的基金会时，也把卡耐基的《财富福音》赠送给了他的这位老友。
四、利弊互现
综上所述，一个建基于《圣经》启示的分享之道的市场经济与没有这种根基的市场经济会有显著的不同，这正是所谓“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在分配方面的区别。它不仅强烈地表现在经济运行中的第三次分配上，而且也贯穿于其他两个分配环节。对此，我们可作如下总结：
首先，在对待财富的第一次分配上，若没有基督教分享的精神，人们就会以自由竞争为名而不择手段、巧取豪夺、贪得无厌；甚至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贪赃枉法，以此来为自己和家族敛财聚富。人人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歪理谬见，以至于因欲壑难填，而兄弟阋墙、朋友反目、夫妻成仇，进而整个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公正受到严重损害，最终引发社会动荡。而这些现象已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重复地发生。相反，若大家遵循分享之道，则人人会靠着勤劳敬业、诚信守法、进取创新来致富，并享受神的奇妙恩典。这不正是孔子所提倡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
其次，在对待税收上，若没有“分享之道”，人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弄虚作假、偷税漏税，进而拉拢腐蚀税务干部，贿赂执法人员，以达到多赚、多留、多占、多有、多贪、多享的目的。结果使贪污腐化进一步严重，社会公正受到威胁，贫富悬殊无法缓解。相反，有分享之道的经济，人们会照章纳税，政府部门也会照章执法，国家会有相当大的能力来缓解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完善社会公共设施和服务，穷人会享有足够的生活保障。
最后，在捐赠方面，若没有分享的精神，人们对待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就会“铁公鸡一毛不拔”，而且会为自己可怜的行为编出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借以自欺欺人，甚至还用它们来斥责对方。“5.12”汶川地震，一些所谓大牌企业家的表演与论调恰恰反映了这一点。可是在个人与子女消费上，却又异常大方，可以说是一掷千金、挥金如土，常使海外的企业家瞠目结舌，难怪2009年世界四分之一的奢侈品由中国来买单。结果不仅自己挥霍无度，而且子女也养成了骄奢淫逸的恶习。另一方面，在为数不多的“捐献者”中，又有不少善于做秀，在炒作、广告、回报、荣誉、捐赠数量与方式上工于心计，且常常不能真正兑现。反之，一个奉行《圣经》分享之道的人，他不仅会乐于捐输，而且会非常节俭，不会娇纵子女；他会常怀感恩的心，不会“贪天功以为己有”，诚如英国18世纪属灵大复兴的领袖约翰·卫斯理所言的那样：为了荣神益人而“努力赚钱，努力存钱，努力捐钱”。这些品质我们会从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身上真实地看到。
至此，我们已用《圣经》启示的分享之道透视了中国经济在分配上的畸形和根源。基督徒企业家应率先践行“分享之道”，使自己成为神祝福的管道，从而进一步享受神奇妙的祝福。这样，中国的富强就会是建立在神祝福与恩典基础上的富强，而无需以牺牲环境、资源、平等、尊严、健康和子孙利益为代价。中国就会成为真正的神州。
以“平等”之真理，
破“上尊下卑”、“唯我独尊” 之俗念
迄今，我们已经用《圣经》启示的“管家”、“恩召”和“分享”的真理分别破除了在所有制、经营动机和分配原则上盛行的诸如“私有至上”、“赢利至上”、“市场至尊”、“独占独享”等偶像和谬见，本篇要用《圣经》启示的 “平等”之真理，来破除企业在用人上的“上尊下卑”、“唯我独尊”的世俗观念。
我们还是先从一个案例谈起。
一、商界奇葩
你是否可以想象，在超时工作盛行的日本，一位刚刚创业的小老板，每到下午5点，就拿着把大扫帚，将员工“扫地出门”，不走不行，并吆喝着：你们的老婆等你们回家啦，你们的孩子等你们去玩儿啦，快走，快走！
你是否相信，就是这位小老板在100年前的日本，以正常的待遇聘请大量残疾人，并给予父亲般的关怀。
你是否可以理解，一位在日本著名的百货公司—三越百货做了三年学徒，马上就要成为正式职员的人，因为星期天无法敬拜上帝，就毅然辞去稳定的工作，在而立之年，为了不做有损东家的事，踏入一个从未涉足的行业—干洗业，以仅仅300日元的本金起步，因着经营有道，如今成为拥有1300多个连锁店的日本最大的洗涤业集团。
你是否可以明白，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功成名就，备受尊重，但却风尘仆仆，奔走于日本各地，身体力行，传播福音。许多监狱和医院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那么，他是谁呢？当你在香港、北京、澳门、天津、大连、夏威夷、美国等地看到白洋舍的品牌、享受其优质服务的时候，不错，你已经与这位企业家相遇了。
他的名字叫五十岚健治（1877-1972），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深受神道教、佛教和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是个另类；而他那独特的、把信仰与经营融为一体的管理模式又被日本人视为“最不像日本人的成功企业家”。是的，他确实相当成功，而且其经营理念很有原创性和启发性，超越了他的时代，堪称日本商界的一朵奇葩。他于1906年开始起步，1907年建立日本第一家干洗店，因收费合理，服务周到，赢得了口碑，发展很快，效益很好，二战前即已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1934年建立自己的化学研究所，1949年成为上市公司，并一度成为日本百名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如今白洋舍为世界著名的干洗业品牌，其连锁店已遍布世界。
他的事迹既有趣，又感人至深，特别是在用人上更让人拍案叫绝。一百年前，日本的残疾人很难找到工作，也没有什么社会福利，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五十岚健治却根据干洗业的特点，大量聘用残疾人，让瘸子来熨衣服，让哑巴去送衣服，结果各尽其才，效率不减反增。原因是熨衣服的工作需要“坐功”，这恰恰是瘸子的长项，正常人反倒相形见绌；再有，日本人很讲礼节，通常送衣服的人与客户要互致问候，从大人到孩子，从新闻到宠物，都要谈个遍，平均要花上十多分钟，而让哑巴去送衣服，则大可不必，仅是鞠几个躬而已，平均不到一分钟就搞定，效率大为提高，这可谓是最生动的“人尽其才”了！
如上所言，五十岚健治虽大量使用残疾人，但待遇不减，一视同仁，对大家体贴入微，员工也非常尊重他，人与人之间其乐融融，宛若一家，“平等、互助、信任、友爱”不仅是理想，更是每天都经历到的现实。
在“老板说一不二、超时工作盛行”的日本，竟有这样一位企业家，难道您不好奇吗？不想了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力量使他如此与众不同吗？为什么能在一个权威、等级、尊卑、门第观念都很严重的生活环境里活出一个“平等待人、互敬互爱”的人生？是的，我想您会的。那么，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基督教信仰中的“平等之道”。
二、平等之道
《圣经》中关乎用人之道的教训有很多，但是“人人平等”是基本原则之一，它是基督教“一神论”信仰和许多基本教义的必然，是“爱人如己”大诫命的要求，是彼此尊重的体现，也是相互服事的前提。
基督徒所信奉的是一位“超越的独一真神”，这把基督教同形形色色的人本主义（包括儒家）和无神论（包括佛教）区分开来，彻底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相对化、扁平化了，人再伟大也只能是人。这就如同从太空中看地球，但见光滑球面，不见高山深谷；如若立地而观，则高低立现，不仅有“高山仰止”，就是站在一个土墩上，也顿觉高人一等。这就是为什么无神论与人本主义信仰无论“平等”的调子唱得多高，也不可避免地会滋生各种各样的上尊下卑的等级制度与观念。
此外，基督教的许多基本教义也孕育了平等观念。《圣经》启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所以才有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人人被造平等”（通常译作“人人生而平等”，实乃误译），并同源于一个祖先——亚当。亚当犯罪后，人都被罪所玷污，以至人人都是罪人（罗3:23），无所谓天生的圣贤与不肖，或不移的上智与下愚。当神的救恩临到众人时，人也不分高低贵贱，都可领受，一同成为神的儿女，享受永生。最终，无论何人都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可见，从人的被造到犯罪、救赎、乃至审判，皆蕴含着平等的观念。因此，基督教信仰与西方平等意识形同母子，为西方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制度环境，平等也就成为企业用人之道的一个基本特质。对于深受基督教影响的美国来说，尤为如此。
“爱人如己” 是基督徒所要遵守的两大诫命之一（太22:36-40），也是首要的第一条诫命——“全心全意地爱神”——的反映（约一 4:20-21）。所以，是每一位基督徒毕生所应遵行的原则。而“爱人如己”中的“人”原文指空间上接近，其意为能接触到的人，类似于常言所说的“打头碰脸”、“低头不见抬头见”，故也可译为“爱邻如己”。但是，它并非局限于犹太人或同宗同乡，也非指因友情、利益、阶级、党派、宗教等因素而形成的各种“圈儿内”之人。耶稣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更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即使与你素不相识的人需要帮助，被你碰到了，你们就成为邻居（路 10:29-37），就要爱之如己。基督教的这种“邻人观”显然超越了中国文化中的君子与小人和“尊尊亲亲”的等级与差别观，含有强烈的一视同仁的平等精神，这使基督教所倡导的“彼此相爱”超越了内外有别的特殊主义之“狭爱”，成为不分高低贵贱、亲疏厚薄的普世主义的博爱。
更为奇妙的是，平等的真理也蕴含在“三位一体”这一奇妙而又基要的基督教教义中。综合《圣经》的启示，神是绝对独一的，但是含有三个独立位格，即圣父、圣子、圣灵，祂们同质、同尊、同荣，且彼此全然相爱。但是当神施展其作为时，三个位格又各有各的角色，其中圣父做“头”，圣子与圣灵全然服从圣父的计划与安排。该启示可谓团队与团队精神的极致，“地位平等”与“分工不同”之间的矛盾得到彻底解决，为家庭、企业、党派、社团等任何形式的团队或集体树立了绝对的榜样。三位一体里的奥妙还有很多，需专门阐发，此不赘述。
除了以上这些基本教义以外，平等也反映在神对人的许多具体命令中。如神要求以色列人不可亏负寄居者和孤儿寡妇（出 22:21-22；申24:17）；要公平执法，穷人、富人都不可迁就（利19:15）；不可草菅人命（创9:6；申5:17）；大的要服事小的（太20:26-27）；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腓2:3）；多给的多要，少给的少要（路12:48），等等。
综上所述，《圣经》启示的平等之道可归纳为如下要点：
1）人是按神的形象与样式被造，故人生而平等，且有自由、人权与尊严，因此，人与人之间必须相互尊重。
2）因为有神的形象，故人有很大的潜力，所以，要重视人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任何压制的做法都是短视的。
3）人在先天才干和社会分工上的不同不能成为践踏别人自由与尊严的理由。
4）由于受到罪的玷污，人人都是罪人，不存在什么圣人与超人，故人人都应谦卑，任何形式的骄傲都是愚昧的表现。
5）因为人人都是罪人，故人人都需要制度与法律的制约。
6）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自愿签订的协议要信守。
7）神喜悦和祝福那些行事公正，平等待人和扶助弱小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能够发自内心地平等待人和尊重别人，一个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文明也会处处体现着平等、互尊的精神。而这正是中国文化所缺少的（即使想做也做不到）。因此，华人企业家在待人上普遍存在着上尊下卑和唯我独尊的等级意识，导致华人企业在人才使用和企业文化上的种种弊端。
三、见怪不怪
如果有两家公司同时想聘用你，一家是西人公司，一家是华人公司，待遇相当，你会选择哪家？我想，你十有八九会选择西人公司，原因何在？因为无薪加班的情况会少得多，受培训的机会要多得多，受尊重的程度也会高得多。对此，笔者深有体会。
因长期旅居海外，笔者曾“有幸”就职于多家海外华人公司，老板有新加坡华人、印尼华人、马来西亚华人，当然也有大陆的华人，亲身体验过那种显而易见的尊卑与等级差异，目睹过太多华人老板劈头盖脸地训斥员工，真可谓“惨不忍闻”；而华人员工似乎都适应了这种工作氛围，挨老板骂成了家常便饭。加班加点是常态，如果你按时下班就会被看成是异类。拖欠和克扣工资也是常有的事，印象中似乎从未有哪个员工敢于就此和老板说道说道。正是：
老板不在，轻松自在；
老板一来，紧张勤快。
老板一叫，心惊肉跳。
老板不走，全体留守。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华人家族或私人企业的特点，未必适用于大企业。其实不然，实际上即使是公立机构，如大学，也明显地存在着这种等级尊卑的差异。所以有人一言以蔽之地总结华人企业的这种现象为：“老板总要让你知道他是老板”。
这种在华人企业里见怪不怪的现象，如果发生在欧美企业，就可能成为新闻的爆料。比如在美国，只要发现老板有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年龄歧视、人格侮辱以及违反法律和雇佣协议的行为，员工都可以起诉他，老板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一次偶然的经历让笔者体味到这一不同。06年笔者到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看望一位阔别多年的老友，他们夫妇俩都就职于本部位于孟菲斯的世界最大的快递公司——联邦快递FedEx。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待遇虽高，但工作好像非常轻松，工作时间弹性很大。由于已经用完了年假，为了照顾我们，他们俩上下午“倒班”陪我们。我问他们上午去得那样迟、下午回来得那样早，老板是否会不高兴，他们告诉我：不要紧，只要你自觉补足工作时间，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般没有人来干涉你，上司也不会。类似这样的事情在美国的公司里其实很平常。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当然会有很多，但是文化与信仰背景的不同应是根本原因。那么，强调“仁者爱人”的中国文化何以导致“上尊下卑”和“唯我独尊”呢？
四、积重难返
实际上，华人的尊卑等级意识由来已久，虽不像印度种姓制度那样严重，且有科举制度的缓冲，但是，这种看似温和的等级制度与观念却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致使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等级立体化的、致密的、难以摆脱的多重关系网中。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齐国的国君（齐景公）曾经就“为政之道”请教孔子，孔子的回答很简洁，只有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是这八个字非同小可，它不仅为集权的等级化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使上尊下卑的等级观念合理化，以至成为华人民族心理的一个特质。
与上尊下卑的意识相呼应，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传统还习惯于二元思维，常把人分为两类，如：君子与小人、贤与不肖、上智与下愚、嫡与庶、内与外、亲与疏、大夫与庶人、劳心者与劳力者、华夏与蛮夷等等。这样，处于后者的一类人就命里注定要低人一等，成为被统治的对象。为此，儒家还做了一系列合理化论证，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三纲五常”、“君权神授”、“天命观”，等等，使得等级尊卑观念成为天经地义的公理。
但是，从人性上讲，等级之间的差异并非如此之大，也非既定“不移”，于是乎“争做人上人”就成为人们奋斗的目标，因为“一人得道”，就可“鸡犬升天”。因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发问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彼可取而代也”和“均贫富”的反叛与抗争充斥了中国的历史，也最终使中国走入了共和。
但是，根深蒂固的等级尊卑观念并没有随着帝制的终止而消亡；相反，却潜移默化地融入了华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所以，个人崇拜、权威学说、血统论、门第观、新型贵族、铁幕政治、官本位、愚民政策等等成为华人共和的独特景观。
今天，世界已步入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已成为一种普世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对平等有异乎寻常的要求，这不仅表现在“平等交易”（即买卖自由）上，还表现为：平等进入与退出市场、平等经营、平等竞争、公平执法等方方面面；在企业内部管理上，更表现为“劳资平等”，它要求劳资双方按照自愿签订的聘用合同履行各自的义务，享受各自的权益。而这实际上是华人难以真正理解和实行的。
五、贻害深远
华人企业家违背这一原则的突出表现是决策者的“高高在上、唯我独尊”，其结果：一方面会导致“武大郎开店”的现象，能者走人或如和尚撞钟；另一方面会助长溜须拍马、欺上瞒下、势利虚伪、压榨下属等恶劣风气。曾几何时发生的富士康12连跳事件与此不无关系，应深深引以为戒。
其次是在授权上的“用人唯亲”。因受儒家文化影响，华人的家族、血缘、门第意识非常重，“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华人企业一个突出特点是家族企业多，家族式管理明显，企业的核心岗位皆由家族成员担当，即使是上市公司也不例外，比较一下比尔▪盖茨和李嘉诚即可明了。其结果常会逼着人才另立门户，成为自己的对手。
第三是在组织结构与企业文化上的“尊卑分明”。属于家族成员的员工有恃无恐，地位高人一等，优越感明显；即使在公司无任何职务，也可以盛气凌人，甚至指手画脚，特别是老板的妻子、老子、公子，我们不妨将之称为华人家族企业的“三子现象”；其次是高级职员；地位最惨的是那些打工仔和打工妹，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有研究表明中国劳工的福利待遇、劳动保障和社会地位竟不及印度和非洲一些落后国家，因为他们有工会和酋长为他们争取利益。而中国的工会又在做什么呢？
第四是在人才使用上的“控制防范”。由于有等级尊卑和家族垄断的存在，在人才的使用上只能是“用、防并举”，这与服事下属、栽培下属、成全下属、为下属提供用武之地等现代企业管理理念格格不入。这一点明显地反映在对员工的培训上，有资料表明：中国企业员工每年人均培训投入不足30元，而美国企业的相应数字为1100美元，相差竟高达250多倍。究其原因是由于人才常被看为不稳定因素，培训投入越多，跳槽和成为竞争对手的可能性就越大；另一方面，上尊下卑的等级观念必然导致人才追求出人头地、不甘人下。因此，谁在员工培训上花的钱越多，谁成为“冤大头”的可能性就越大。
第五是“额外要求”。由于上尊下卑，老板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员工有些额外要求，如：临时无偿的加班加点、拖欠工资、单方面更改协议、种种私人要求等；而员工对老板的额外甚至过分的要求一般不敢拒绝，甚至视为取悦于老板和出人头地的机会。这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心理进一步强化了尊卑等级意识，致使草菅人命的事情屡禁不止，近来不断曝光的黑煤窑事件、女工与童工惨死事件等正是其真实的写照。
再有，由于“用人唯亲”已限制了人才的选拔范围，“内外有别”与“控制防范”又抑制了现有人才的自觉发挥，再加上对子孙的溺爱与娇纵，其结果只能是“后劲不足”。所以，华人企业通常很难摆脱 “富不过三代”的命运。
此外，从宏观角度来讲，上尊下卑的等级观念也阻碍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在公平竞争、公正执法、政府公正服务等方面，我想大家对这些一点也不陌生！
六、回归真道
有鉴于此，我们应自觉地跳出中国文化留给我们的等级尊卑的窠臼，努力归回《圣经》启示的“平等真道”，本着“人人平等、相互尊重”的精神实现劳资合作，这才是企业用人之道的根基与准绳。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种“相互帮助、相互关爱、相互成全”的企业团队文化，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其乐融融的同事关系，以至人人爱厂如家，忠诚敬业，为企业发展尽心尽力，同时也能充分享受企业发展所带来的正常回报。至于员工在天赋、能力、出身、教育程度和社会分工上的差距并不能成为侮辱其人格，践踏其尊严的根据；相反，更应受到爱护和鼓励。工资虽有差异，但人格不能有差异；职位虽有高低，但人的尊严不能有高低贵贱之分，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带给世人的真理之光，深愿中国的企业家能仰望真理之光，驱散心底里的“等级尊卑、唯我独尊”的俗念，向着真正的卓越迈进！
至此，我们已针对企业管理的四大基本问题，即：所有权、经营动机、分配制度和用人之道，用《圣经》启示的真理一一破除了世俗观念的捆绑，从而奠定了“圣则管理学”的根基。由此，我们将构建全新的有关企业管理及领导力的理论体系，帮助中国的企业家“照真理而行”和“与真理同行”，最终同享真理的祝福。
愿神兴起更多的人，共担此任！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万有之主——我们的天父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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